西蒙波娃的壯烈愛情：「我愛你，但我不願為你而死」
「我渴望能見你一面， 但請你記得，我不會開口要求要見你。 這不是因為驕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無驕傲可言， 而是因為，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我們見面才有意義。」西蒙波娃這一句話已成經典。這一次，帶你看西蒙波娃與生命中重要的兩個男人之間的愛情：沙特、艾格林。
「沙特是我的初戀，他是第一個吻我的男人，他溫暖而熱情，只有在床上不是如此，我們的性生活並不協調，剛開始那十年還好，後來便自然熄火了。 」
女權先驅西蒙波娃是跟誰說這些話？她的美國男友納爾遜‧艾格林。
她在信中告訴他，沙特對性生活沒有興趣，而遇見納爾遜‧艾格林使她對肉體重燃激情，他改變了她的生活，使她度起「第二春」，連卡繆都稱讚她「變年輕了」。波娃在一封封情書中大膽而私密地向情人透露情欲的渴望，並自稱是納爾遜永遠的妻子。
當年，波娃為什麼不離開沙特投入納爾遜的懷抱？按照波娃的說法，沙特是一個可憐而孤獨的人，「沙特需要我」，她對情人解釋，並且希望對方理解，她不是因為事業榮譽或金錢等因素而留在巴黎，不去與他長相廝守。
我可以想像納爾遜收到信是如何沮喪。他曾問她，妳對我的愛是否超越一切，「妳會不會為我死？」他一個人在芝加哥的波蘭酒吧及賭場消磨時光，可能在喝醉酒後逼問她。波娃回答，「我非常非常地愛你，但我不會為你死。」
納爾遜有可能為波娃死，他幾年後曾自殺未遂，他的憂鬱症和自毀傾向使他的寫作生活進度緩慢。那時他已對分隔於大西洋兩地的愛情不抱希望。他不會說法語，經濟情況不穩定，在與波娃陷入愛戀後，雖然寫了一本後來改編成電影的暢銷小說《金臂人》（由法蘭克辛納屈演出），好萊塢電影製片還付了大把鈔票請他到加州去編劇，但此事搞得不歡而散，納爾遜是一個愛喝酒及好賭博的人，一夕可以花去剛領到的版稅。
他去過巴黎，那個在情人筆下的夢幻之城。沙特巨大的身影揮之不去，而他雖然也是作家，但並不習慣拉丁區的文人生活，比較喜歡在二流酒吧鬼混或者去看拳擊和賽馬，如果他是浪子，那波娃是文人貴婦啊，更多的是維多利亞氣息。他沒錢也沒法留在巴黎。
而西蒙波娃也不會離開巴黎，即便她如此愛她的芝加哥男子。她當時想，她再也無法愛別人了。她想錯了，幾年後，她又愛上沙特的學生。但沒人懷疑她對納爾遜‧艾格林的愛，只是，只是她為什麼不能為了愛離開巴黎？
看來，納爾遜無法提供寬裕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改善她的安全感，而波娃視沙特為精神導師，她的精神生活圍繞著沙特，一切以沙特為重心，是她依賴沙特，而不是沙特需要她。
西蒙波娃在一九四七年一月拜訪美國，她抵達紐約後，被冠以「最美麗的存在主義者」之名，受到美國媒體的歡迎，藝文人物古根漢夫人知道她會前往芝加哥，請她一定要去見納爾遜。波娃在那個城市待了三天，納爾遜便是她的地陪，波娃離開芝加哥前，他吻了她，那時她便愛上他了，後來她在給他的信中回憶：你一定也發現了。
波娃在她後來出版的美國日記裡記載了這個人。她說，人們常提到他，說他情緒不穩、神經質，我很高興自己是唯一暸解他的人，他有時的確粗魯，但那只是他的自我防禦而已。波娃則是一個自得其樂，有「愉悅天才」的女人。
波娃以簡潔及充滿情意的英文寫信，因手寫字跡有時不夠清晰，一些用字可能連納爾遜‧艾格林都會錯意，譬如原稿 beloved 常被人讀成 blond，但是就像波娃說的，「我的英文雖不夠好，但已好到足以讓你明白我對你永遠的愛。」
西蒙波娃當年雖未為了這段轟轟烈烈的愛放棄存在主義和巴黎，但她一生最愛的人仍是納爾遜‧艾格林，下葬時都還戴著當年他送給她的定情戒指。
一個新伊甸園的誕生──沙特與西蒙波娃／陳蔚文
※兩個叛逆者
西蒙波娃，一個為世界開拓了兩性關係新境界的女人，一個摒棄了任何世俗形式的率性女人。
一九○八年一月九日，西蒙波娃出生於巴黎一個天主教色彩很濃的資產階級家庭，父母均是天主教徒。西蒙波娃的母親出身於富有的銀行家家庭，但生活得並不幸福，她在修道院中完成了中學學業，這使她很早就習慣了掩飾和壓抑自己，成為一個貌美而憂鬱的女人。而婚姻使她延續了這種習慣。西蒙波娃的父親對妻子的美貌感到滿意，他很愛妻子，但同時他玩牌賽馬，和咖啡館的妓女鬼混，使得西蒙波娃的母親強烈不滿，但她說服自己應服從男人，於是她心裡無法發洩的怨恨暴躁就留給了僕人孩子，如此一來西蒙波娃很早就對女人成年後，是否必須以一種「家庭」的形式存在感到懷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蒙波娃父親的律師工作受到影響，全家生活陷入困頓，家庭生活也變得更枯燥閉鎖。但這並不影響西蒙波娃的活躍，她酷愛讀書，熱愛思考，總有些奇思幻想湧現在她腦海裡，譬如：要是生活在一個可以食用的世界裡該有多好！她想像大提琴是黑梅味或鳳梨味，「長大了我要一直嚼著開花的杏仁樹，咬著紅色的杏仁糖。」
七歲時她創作《瑪格麗特的一家》，十四歲時她突然對神失去了虔誠的信仰，生活開始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反叛性。
十七歲時她情竇初開，選擇了英俊的十九歲表哥雅克作為愛戀對象，但她後來發現，他並沒有真正引起她內心愛戀的激情。他有一些性格細節令她不舒服，當有一天他提到結婚時，她把兩人不適於結合的理由一一列給他聽，他們的關係維持了一段時間後結束。
十八歲時，她寫了一部小說的開頭幾頁。小說描寫一個十八歲少女終日關心如何保護自己免遭異性糾纏的故事。
十九歲時，她發表了一項個人「獨立宣言」，宣稱「我絕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志」──青春期的這句充滿激情的話，將被她用「喜歡過冒險生活、耗費精力和一切過激行為」的一生來實踐。
一九二九年，青春勃勃的沙特就讀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與好友尼贊（Paul Nizan）、埃博德組成「三人幫」，他們暢遊於知識的海洋。在某一個星期一，復活節假日之後的第一天，西蒙波娃被埃博德帶去見沙特，希望幫助她學習萊布尼茲（Leibniz）西方哲學家的著作──當她走進這個比她大兩歲多的男人房間時，一段驚世之戀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房間堆滿了書，到處都是菸霧，沙特用一幅老於世故的姿態招呼我，他正抽著菸斗。另一個男人尼贊透過厚厚的鏡片看我，很深沉的樣子，若有所思不開口說話。一整天我因膽怯而發呆。」西蒙波娃這樣回憶她與沙特的第一次見面。
而沙特在回憶第一次見西蒙波娃時所留下的印象時說：「我認為她很美，我一直認為她美貌迷人，西蒙波娃身上不可思議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事實上，從形象來說，西蒙波娃根本無需膽怯，沙特個子比西蒙波娃矮多了，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右眼幾近失明，但同時他以他的譁眾取寵而引人注目。他穿耀眼的粉紅襯衫，帶頭戲弄入校新生，他十分注意身材的塑造，刻意鍛鍊肌肉，他的水性也不錯──他希望像偉人的青年時代那樣度過自己的青年時代。他幾乎反對一切：教會、黨派、主義、禮貌以及權威等，在學報上，他撰寫措辭激烈的言論，痛罵法國軍隊，反對學生履行軍事訓練的義務。還有，他用錢慷慨，在口袋裡裝滿鈔票去散步，他大手大腳，參加派對晚會，跳舞兜風，他所到之處，「花錢的方式都引起了憤慨」，但他一生都保持了這種豪氣。
沙特，這個出生於巴黎富裕資產者家庭的男人，在還不到三個月大時父親染病而死。十歲起，他就寫故事、詩歌、隨筆、警句、雙關語、民謠和一部小說。十一歲時，母親改嫁給造船商。他對沙特學業很關注，這使得沙特得以進入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
他十九歲時和一個叫卡米耶的二十二歲姑娘產生了愛情，這位女孩少女時代就從家裡溜出去到城裡的豪華妓院過夜，她是土魯斯地方藥劑師的女兒，離經叛道，桀驁不馴。並且，她富於表演慾望，常把居室弄得像歌劇院的舞台背景一樣，時而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宮殿，時而是中世紀的城堡，而當她在等待情人時，她披散頭髮，一絲不掛，毫不掩飾她的情慾。
卡米耶和沙特在共同朋友的葬禮上相識，兩人當下一見鍾情，隨即如膠似漆。
當時，卡米耶正被一位富有的製造商兒子追求，但卡米耶壓根無意嫁人，她寧願做個舉止輕佻的女人，而不願做個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家庭婦女。
卡米耶時常從土魯斯來巴黎──為負擔她的費用，沙特努力接一些譯稿，並四處借貸。一年半後，卡米耶找到了新的負擔她費用的情人──一位戲劇界紅人。而沙特也沒閒著，他愛上了一位富有的食品批發商女兒，並打算求婚，但對方家裡對他已有情婦的狀況很不滿。對他來說，接近女人和提筆寫作是一樣的，都是一種令人興奮的精神活動。
西蒙波娃的出現無疑使這種興奮又到達了一個燃點。她不是尋常女人，熱愛敬慕思想的力量，沙特鞏固了她內心反叛的防線，使她積蓄更強大的反叛力量。
沙特與西蒙波娃迅速陷入熱戀，「我們在早晨會面，直到很晚才分手。我們穿過巴黎散步，一直在繼續我們的話題──我們的事、我們的關係、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即將寫的書……」
畢業考試結束了，沙特名列第一，西蒙波娃緊接第二。沙特為期十八個月的兵役讓這對戀人不得不分別，之前他們一直一起度假。他們共同制定了一個特殊的戀愛協定。在協定中，雙方強調，兩人要保持最親密的關係，無話不談，不准有任何欺騙行為。
此時卡米耶還未從沙特的舞台中退出，她玩世而老練，身上有種標新立異瘋瘋癲癲的魅力，西蒙波娃感到自己的幸福受到了威脅，她去拜訪這位強勁情敵。在交談中，她看到對方的長處與缺陷，逐漸，她擺脫了她帶給自己的纏繞。
若干年後，卡米耶愈來愈孤獨，像許多放縱了前半生的女人們一樣。
她的臉因為酗酒變得浮腫，她曾令男人顛倒的腰肢肥胖得驚人，身上不再是光鮮的戲裝，而是破舊而骯髒的衣服，渾身瀰漫著酒味。她被送到醫院。臨死前她還在喝紅酒。為她送葬的只有西蒙波娃、沙特幾人。
兩年後，沙特在法蘭西學院結交了另一個女人，他對她表現出一種真正的興趣，但西蒙波娃這次很平靜──她和沙特都知道，他和那個女人是沒有前途的，而且，在一開始，沙特就告訴過她自己會去經歷不同的冒險。經歷了卡米耶後，西蒙波娃不再為小插曲而意亂心慌了。
沙特希望愛情美好而千變萬化，他不打算拒絕來自任何女人的誘惑，但西蒙波娃的品格使她在他生活中占據了恒定持久的地位，「這個地位是任何人也不能替代的。」
「我們志同道合，我們的融洽會像我們的生命一樣長久。」西蒙波娃寫道。
沙特於一九三一年服完兵役後，準備受聘去勒阿弗爾當哲學教師。勒阿弗爾如同鄉村一般，很閉塞。這時，西蒙波娃被通知去馬賽的一家公立女子中學任教，那裡離巴黎有五百多公里，到沙特所在地乘火車需要二十個小時。西蒙波娃惶惶不安，覺得像被「流放」了，沙特感覺到她的不安，提出要不要修改協定，兩人結婚？不過這種結合仍可保留協定的主要精神。
西蒙波娃拒絕了，她知道結婚就意味著將進入一種大眾模式，還有，她知道沙特對結婚比她其實更不感興趣。他正在爭取教授職位，結婚只會增加他的煩惱。西蒙波娃對沙特的判斷是對的，他不想成為一個有妻室的人，他不想結婚，不想過安定的生活，更不會用財產填塞一生。他只想周遊世界，積累對他的寫作有好處的種種閱歷。
而且，西蒙波娃不想要孩子，這使婚姻顯得更加多餘。她說，我與沙特的關係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礎上，因此我從無生小孩的慾望。我的幸福已然完整，我並沒有特別的慾望去複製一個沙特──他對我已經足夠了。我也不願複製一個自己──我自己對我已足夠了。
她對「孕婦」和「母親」的看法犀利而新銳，她覺得她們是落入某種圈套，成了「被動的繁殖生命的工具」，母親們以為創造了新生命，事實上，孩子只是在她的體內自我創造！這種細胞的成長和死亡一樣不由自主，孩子只是女人肉體的產品。
沙特教書的城市勒阿弗爾是座灰暗多雨的工業城市，在孤單寂寞的環境裡，沙特將自己全部扔進了寫作和如飢似渴的閱讀之中。西蒙波娃則在馬賽一邊教書，一邊盯著郵箱和日曆。她盼望沙特的來信，以及學校趕快放假。距離成倍地放大了愛情的美妙。
假期是美好的日子。學校一放假，沙特和西蒙波娃就跳上往巴黎的火車，去雙方的鐵路終點站等候，然後一起去找旅館。他們在一起無所不談，談所讀的書，談思想；他們試圖創造出他們自己的愛情哲學。
沙特認為兩性關係不應受特殊的社會形式束縛，一夫一妻制是源自教會的婚姻觀的準則。「如果我們擁有整個世界，那麼有什麼必要非得共同生活在一個屋簷下不可呢？」，他希望他們間產生一種獨特的關係， 這關係必須建立在兩人真正相愛、高度信任融合的基礎上，這樣他們的愛才會如生命一般持續下去。
他認為兩人都感到只要永遠相愛並生活在一起就夠了，這就是婚姻的本質，而毋須去辦理手續。「我們之間相愛，但是如果我們能同時體驗一下其他風流韻事，那也是一件樂事。」沙特說這樣能使雙方的感情更加深入。
西蒙波娃贊同他的觀點，他們的戀情愈來愈深入，變得更為相互需要，她寫道：「我們不發誓永遠忠誠，但我們的確同意延遲任何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我們相識永遠。」
隨著兩人感情加深，他們在愛情及生活觀點上的差異也逐漸表現出來。兩人旅行時，西蒙波娃由於暈船而覺得胃裡翻江倒海，沙特卻說這是她還沒有學會調動自己的意志，果然有次他腎絞痛發作，他忍著不吭一聲，西蒙波娃卻做不到，她總是容易情緒激動。
※三個人同行
西蒙波娃在馬賽只待了一年，一九三二年，她前往里昂執教。她的授課內容吸引了不少學生，其中有位金黃頭髮面色蒼白的漂亮白俄姑娘奧爾佳。西蒙波娃沒想到，日後這個姑娘會在她與沙特關係中占據一席之地。
奧爾佳身上有種「心緒不寧的狂暴脾氣」，換言之，有種瘋狂，而這種瘋狂正是西蒙波娃欣賞的特質。她比奧爾佳大九歲，兩人意氣相投，建立了密切關係。沙特透過西蒙波娃認識這位女孩，他被她迷住了。很明顯，他努力地取悅她，西蒙波娃將一切看在眼裡，但她並不吃醋，她想努力從這種「三重關係」中獲得充實。但事情沒這麼簡單，沙特熱烈地愛著奧爾佳，「變得如杜鵑般瘦削和狂熱」，這是他與西蒙波娃在一起所沒有的瘋狂，西蒙波娃感到了一種羞辱。
三重奏不能再持續了，奧爾佳沒取得教師文憑，為此她的父母很生氣，要她回家。行前，奧爾佳與沙特發生了幾次激烈爭吵，兩人愛情告終。當她重新回到他倆的生活中時，奧爾佳的妹妹萬達出現了，這次沙特把愛情轉移給她，他為她特別寫了齣〈間隔〉的戲，一種新的激情來臨了，並且這次的激情持續了很長時間。大戰中有一年，沙特聽聞萬達生病喀血，他打算娶她，這樣他才能被獲准去看望她，他甚至為了她把與西蒙波娃的通信銷毀，因為怕萬達看見。不過這件事他告訴了西蒙波娃。
沙特說：「在青春期，當我能愛女人的時候，我想要她的全部。」「獨身生活是我的原則，我生來就是當光棍的。」
他們這種獨特的愛情宣言，衍生出兩個鮮活開放而絕對自由的個體，這種相處使他們避免了在婚姻體制內極可能遭遇的情感磨損、厭倦與疲乏，（西蒙波娃後來說過：「我和沙特的關係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來，我們只有一次在就寢時是不和諧的。」）而使他們更充分地激發解讀彼此生命的慾望與興趣。在跨過了常規的情愛形式後，他們進入一種更深層次的理解之中。
愛侶、朋友、並肩作戰的鬥士
沙特一直對遇到的女孩們說，她們應該寫作。他說一個人只有創作虛構出來的作品，才能避開生活中的遭遇。而西蒙波娃最有力地實踐了他的觀點。她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烈的好奇心。
西蒙波娃的第一部作品是小說《女賓》（L' Invitee）。《女賓》的主題明顯取材於一九三三年的沙特－西蒙波娃－奧爾佳三角情感糾紛。在這部小說中，西蒙波娃避開此類主題慣用的心理分析和手法，而向讀者展現了存在主義小說的模式，特別提出了「他人」這個存在主義關注的重要問題。第一部小說的成功促使西蒙波娃放棄了中學教職，投身寫作。一九五四年，西蒙波娃的《名士風流》獲龔固爾文學獎。這部小說是法國戰後左派知識分子圈子裡最優秀的小說之一：它描繪形形色色知識分子的形象，戰爭勝利後的幻想及其破滅，與共產黨、東歐、美國矛盾又困難的關係，面對殖民主義的無能為力以及對古拉格現象的覺悟……這本書在法國知識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回響，對現實產生如此巨大的衝擊，出乎作者預料。
一九四六年，西蒙波娃與沙特有過一番對話：
西蒙波娃：「我想要寫一寫自己。第一個問題是：做一個女人對於我意味著什麼？我以為我很快能把這個問題打發掉。我從來沒感到低人一等；對自己的女性性別也不感到煩膩。我跟沙特說：『對我而言，你幾乎可以說，這個無足輕重。』」
沙特：「即便如此，你的教養還是與假如你是一個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應該再往深處看看。」
西蒙波娃：「我看了，結果是一種醒悟：世界原來是一個男性世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編造的神話所滋養。」
這期間，西蒙波娃開始伴隨沙特頻繁地出訪。她對旅遊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常常徒步或騎自行車考察風情景物。一九四六年，他們到了義大利。沙特安排了兩個講座；他們被照顧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她穿了件晚禮服，並不華麗，只是又黑又長，是從法國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兒借來的。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間，西蒙波娃三次赴美國，第一次是去講學，後兩次是專程探望美國作家尼爾森．艾格林（Nelson Algren）。她的美國之行產生了一樁熱戀事件。
她第一次離開以沙特為中心的小資產階級文人圈子，一頭栽進美國文學界、學術界的飯局。可以想像，這位和男人們坐在一起侃侃而談的「沙特的女人」招來怎樣好奇的注視。這時她的一位重要情人出現了，尼爾森．艾格林，成長於芝加哥藍領工人區，偷貨車流浪過，被判過監禁，離過婚，以寫貧民窟為己任，住在租金十美元的貧民區的一間房裡。
他身高一八五公分，強健英俊，像西部片裡的男主角，他簡單地認為西蒙波娃「棒極了」，他毫不遲疑地讓她知道一個男人該如何表達對女人最直接的喜歡──擁抱熱吻，廚房中的旋轉，把她帶進臥室；他帶她泡臭名昭彰的酒吧，帶她去見小偷、毒品販子、妓女，那些正朝著毀滅加速行進的人，讓她知道美國並非是人人都開著汽車住著洋房的國家；他跟她談美國的種族問題，推薦給她政治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er Myrdal）的《美國的兩難境地：黑人問題與現代民主》，她非常喜歡，這本書對她的寫作具有深遠影響，她的構想開始朝社會學方面打開。
當她一九四七年四月第一次從美國回來，朋友們驚訝地發現她戴著一枚銀戒指，這枚戒指她到死也沒有摘下來。她與情人尼爾森‧艾格林相互戲稱「青蛙妻子」與「鱷魚丈夫」，但這不僅僅是玩笑話，他是她心中最有丈夫感覺的人。多年後，西蒙波娃寫自傳時，她對自己強烈的情感仍然直言不諱：
「人們議論他，說他不穩定，心緒陰沉，甚至神經質。我喜歡做唯一理解他的人。如果說他有時粗暴、直接，如人們所說，也是出於防衛。他具有那種人間最稀有的、我應該稱作『好』的品質，如果這個詞還沒有遭到如此踐踏。讓我說，他真正關心人。」
回到法國，西蒙波娃發現沙特的美國情人還待在巴黎沒走，她與沙特只好躲在郊區的小旅館裡，想念尼爾森．艾格林使她的情緒低落得常常在公共場合哭泣。
「我度過了難受的兩個月。重返芝加哥並非不可能，然而放棄難道不更好？我焦躁地把自己問得發狂。為了鎮靜自己，我不得不吃藥。很可能，這些哭泣是我向衰老及隨後而來的終結投降之前最後的反抗：我仍然想要把陰暗從光明中分離出來。突然間，我在變成石頭，而鐵條在鋸開它，那真是地獄。」
同年九月她再度飛往芝加哥，倉促之中乘了一架老掉牙的飛機，中途一個發動機居然壞掉，一路上幾經風險。
這一年，沙特因發表反戴高樂的廣播演講而結下了大量的敵人。他與西蒙波娃常常是漫畫素材，穿高領衫、芭蕾舞鞋的男女青年成為存在主義的可笑符號。敵人的數目似乎與名聲成正比，沙特的劇作《勝利者》、《紅手套》相繼上演。西蒙波娃在給尼爾森．艾格林的信裡，向情人描述了她在巴黎井然有序的生活：八點到九點之間起床，走到雙叟咖啡（Deux Magots）喝咖啡，讀報紙，在那裡獨自工作到一點。與母親，俄國女友，或猶太女友一起吃午飯。之後她到莫雷爾（Morel）夫人的公寓裡與沙特會合，下午的時間用來與沙特獨處。晚上，根據沙特的需要，他們去參加政治或社會活動，或者回到她的房間，開著收音機，做各自的事。
「互告新歡，而又執著於舊愛」──她奇特生活方式的最大優點是別的成年女人最缺乏的──充裕的獨處時間和精神自由。她選擇住在旅館裡，因為她從很小起就不打算過她母親那種「家庭主婦」的生活──她不要做家務，「既不為別人做，也不為自己做。」
這一年頻繁的活動，及朋友們的種種需求，使得她無法集中精力做她最想做的兩件事：一是寫《第二性》，二是策畫她與尼爾森．艾格林的密西西比─南美之行。計畫中四個月的假期給了兩位情人很多愉快的想像。但尼爾森．艾格林不明白，為什麼西蒙波娃和沙特，在身體上的熱情完全消失之後，仍然認為彼此是首要的。他開始發問「為什麼不能永遠在瓦巴尼亞街留下來，當我的妻子，為我煮肉，就著水龍頭洗襪子？」
而西蒙波娃只能在信中為他保證一個無限美好的夏天。
沙特與寫作已成為她無法割捨的生活重心，這兩者與她血肉交融，是她的意義所在。當然，她也不能夠輕易割捨尼爾森．艾格林。他的求婚使她獲得了一個女人莫大的心理滿足感，她在信中溫情脈脈，以膽小聽話的「青蛙妻子」自居。他們之間的通信後來被發現長達一六八二頁，信中充滿「我的愛」、「我鍾愛的密西西比河的丈夫」之類的稱呼，並且她說：「七十六歲時我們一起去死。」
隨著《第二性》的寫作藍圖的日益清晰，她愈來愈離不開她所熟悉的圖書館和她的資料，沙特也時刻需要她充當私人評判與編輯。為此，她告訴尼爾森．艾格林四個月的假期必須縮短為三星期，這使得她的情人在共度的最後幾天裡臉色陰沉。
他們終於一起去旅行了。然而在美好的風光中，兩人對事物看法的不同造成的一些不和諧也顯現出來，她不得不告訴他，要提前結束假期，因為要和沙特一起修改一個電影腳本。尼爾森．艾格林很生氣，西蒙波娃甚至感受到了他的敵意，她能理解他，因為她在接受他的愛同時又不能放棄沙特。她還是提前走了。
一段時間後，尼爾森．艾格林的氣消了，兩人又有一次去義大利等地的長途旅行，這次旅行很愉快。不久後，他獲知自己得了普立茲獎，這個獎相當於西蒙波娃所獲得的法國龔固爾文學獎。
兩人的關係因為距離還是逐漸淡了下來，尼爾森．艾格林終於不能忍受這種愛情相處方式，他對於她的生命仍屬於沙特這一點感到失望。他給她信的最後一句話是「到此為止吧」。
一九八一年，記者採訪尼爾森．艾格林時，他對西蒙波娃「把他的愛情當作一種偉大的跨國奇遇發表」和出版他的情書感到大為光火，這時他已七十二歲，有心臟病，第二天，原本是他的小說記者會的日子，他卻被發現心臟病突發而死在家中。
告別的儀式
一九四八年五月，《第二性》頭幾章開始在沙特主辦的《現代》雜誌上連載，出現非常熱烈的社會反應。
真正密集的寫作在七月西蒙波娃從美國回來後才開始。為了完成龐大的寫作計畫，她不時靠藥物維持夜以繼日的突擊。酒和藥影響了行文質量，讀者發現她常常把相似的話翻來覆去地周轉。九月份她隨沙特去阿爾及利亞，幫助他寫《髒手》的電影腳本。這時候，西蒙波娃早已失去了教書的工作，靠沙特的資助及《現代》的稿酬度日，她把對沙特的幫助視為接受沙特支票的理由。寫作的時間被占據，她心急如焚，因為這時她剛剛涉足她始終不信任卻認為不可迴避的心理學。在對佛洛伊德心理學的批判性陳述中，她再次揭示：生物、生理的因素不足以構成所謂「女性」，社會秩序透過家庭結構間接地參與了對「女性」的心理軌道的複製。她的看法為後來的女性心理學開了一個頭。
回到巴黎，她與尼爾森．艾格林的這一期間的書信充滿了關於勞倫斯、司湯達爾的討論。在文學著作中游走構成〈五位作者筆下的女性〉這一章。
「有一天我照鏡子，發現自己的樣子很可怕：眼睛熬得血紅，臉上長滿了久違的粉刺，身體發胖，因酒精和不良食物而添了一個大肚腩。這本書快把我整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她四十一歲生日，「陰天，傷感」，她給自己一個「生日禮物」──把《第二性》的第一卷親自送到了出版社。
事實證明，她為此書付出的努力極其值得，使她在世界範圍內聲名卓越的正是《第二性》，此書讓她在歷史的名字再也不只是與沙特聯繫在一起，而成為一個獨特的閃閃發光的印記。
它被譽為女性《聖經》，是「有史以來討論婦女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此書揭開了婦女文化運動向久遠的性別歧視開戰的序幕。一九五二年《第二性》譯成英文後，在美國不斷再版，成為當時美國最暢銷的書籍，後來又被譯成各種文字，為西蒙波娃贏得國際聲譽。
西蒙波娃還將自己作為「一種特殊的女性狀態」，在四卷本回憶錄中「暴露給世人」。她用盧梭《懺悔錄》式的筆調坦誠率真地剖析自己。儘管《第二性》曾經使她遭受到惡毒狂怒的攻擊，而諸如「性貪婪」、「性冷淡」、「淫婦」、「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戀者」等惡罵之聲不絕於耳。但是，這一切不能阻止她將自身作為反傳統、追求個體獨立的典範，不加粉飾和未經修改地奉獻出來。
一九五五年九月，西蒙波娃四十七歲，她和沙特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來到北京訪問了四十五天，回國後發表了《長征》一書。
一九五八年，也就是西蒙波娃五十歲的時候，開始回憶並撰寫她人生的第一個二十年。
這本書不是她少女時代所受的教訓，而是她人生的證詞。她認為當一個人真實地展示自我時，所有的人都會與此發生聯繫，並對其中的真實發生興趣。果然這本書不僅在法國，也在世界各國，甚至不同意她思想的人當中獲得極高的評價，因為她以真實的筆觸描寫了一個聰明少女的熱情、不屈的靈魂和對幸福的追求。
西蒙波娃證明女性可憑自己的意志和選擇來獲取充實的人生。西蒙波娃是一位果敢的人，在政治方面，她參加審判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犯下殘酷罪行的羅素法庭，支援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散發七○年代的左派機關報。雖說是作為沙特的搭檔，但她也顯示出自己獨特的果敢行動：一九六八年前蘇聯入侵捷克時，西蒙波娃立即與蘇聯作家聯盟斷絕一切往來。
沙特老了，為他帶來莫大榮譽的思想在這點上卻沒有幫助他，他像所有老去的人一樣，脖頸僵直，手腳不靈活。他有時很安靜，有時卻又勃然大怒，他試了四次才給一位女友寫信取消了次日的約會，女友讀信後潸然淚下：信寫得歪扭破碎。沙特已經不能操縱他的筆桿了。
多年來他在生命劇本中過度地使用精神與情感，現在，這一切終於要謝幕了。
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晚上九點，沙特去世。臨終他握著西蒙波娃的手腕，說：「我非常愛你，我的小海狸。」他闔上眼睛。她想躺在他身旁，被護士勸阻了。
至此，西蒙波娃與沙特的親密關係維繫了五十一年。半個世紀裡永恆深刻的理解，磨合與相知，痛苦與創傷……他們已然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精神實體。
沙特逝世後的第二年，七十三歲的西蒙波娃出版了最後一本回憶錄《告別的儀式》，書中講述了與沙特的一切，包括將沙特的晚景據實說出。
在沙特逝世的第六年，西蒙波娃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病逝於巴黎。她的回憶錄中說，「回顧我的過去，還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羡慕。」
